5月底，中国社科院发布蓝皮书《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－2014》。报告主编唐钧将其称为中国式“揭丑”。伴随报告而生的“风险地图”于昨日(6月16日)对外公布，它基于2013年公开报道的2074个典型案例统计制作而成，将内地各省份面临的形象危机总结为公共安全“危”、社会秩序“乱”、生态环境“脏”、公共服务“难”、官员素质“差”五大领域，涵盖了24个风险板块共55个风险项。广东、北京与河南位列“最危机”前三，陕西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山东、海南、安徽位列“最危机”前十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呼吁政府重视民众声音
报告主编、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表示，蓝皮书创新性地提出由外而内导向的社会治理，是省市形象风险应对的根本之道。在他看来，风险社会的实质是“由内而外的社会管理和自上而下的精英决策方式，在转型期遇到的‘不适应症’”。症状为管理主体反应麻木和过度反应。对于蓝皮书中的中国式“揭丑”，唐钧认为实质是通过识别和防治社会治理风险，意在全面优化社会治理。
与蓝皮书相伴而生的“风险地图”将内地各省份面临的形象危机总结为公共安全“危”、社会秩序“乱”、生态环境“脏”、公共服务“难”、官员素质“差”五大领域。唐钧将其称为社会综合风险五大指标体系，“属地政府需用好该指标体系，内治社会风险，外防形象危机，由外而内，综合整治。”
“传统的社会治理是自上而下的，注重顶层设计，却忽视外部环境与社会心态。然而在现代社会，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有了表达意见的机会。将形象危机应对与社会综合治理相统一，形成自下而上、由外而内的社会治理体系，重视社会心态与公众需求，从形象危机防范深入至社会风险治理，才是风险社会中社会治理的创新。”唐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。
经济之声曾报道，群众认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依次为：城管、学校领导、医院领导、村干部、警察、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。形象危机主要集中在五大风险领域：贪腐问题、失职渎职、性丑闻、以及暴力执法、作风粗暴等问题。
但唐钧指出，报告只选取这个7个群体作为研究样本。分别作为执法类、准官员类和服务类的代表，相关社会态度调查排序也仅从这7个群体中产生。
唐钧介绍，为研究社会公众对官员形象的评判，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于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开展了官员形象的社会态度调查，调查期间共回收有效问卷1469份。调查选取了与百姓生活密切的城管、学校领导、医院领导、村干部、警察、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等7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。调查显示，公众给予差评的结果排序依次为：城管、学校领导、医院领导、村干部、警察、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。
“之所以选取上述7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，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。”唐钧表示，第一，中心长期对这几个群体进行研究，并专门针对这些群体著有独立报告。第二，本次调查研究将官员进行了分类，城管、警察作为执法类代表；学校领导、医院领导、村干部、国企领导是准官员类代表；民政干部作为服务类官员代表。第三，检验研究假设。我们假设群众对于执法类官员的形象有厌恶感，而对于服务类官员有好感。此次调查也验证了此假设基本成立。
针对调查结果排序，唐钧解释，城管属于执法类官员，执法不当往往造成恶劣影响，同时，执法作为一种“管制”行为，极易引起执法相对人的差评和遭到公众的不理解；学校领导、医院领导和村干部则贴近公众，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，手中也相应掌握了不可或缺的资源分配的权力，权力受不到有效约束，就容易滋生腐败。
“民政干部属于服务类官员，与执法类官员的管制相反，更多的是提供服务，相对比较容易得到公众的理解。”唐钧说。
广东北京河南位列倒数前三
蓝皮书对全国各省份“形象危机度”进行排名，广东、北京、河南“形象危机”名列倒数前三。唐钧表示，主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负面新闻曝光多，且属地负有社会责任。形象危机来源于内部问题，经外部传播，成为公众的负面评价和社会态度。广东、北京等社会管理难度大，再加上广东、北京等地区媒体高度发达与活跃，导致其形象危机事件的负面新闻与报道多。
第二，社会服务管理任务重、难度大，社会治理的综合成效亟待提升。作为人口大省的广东、河南和人口大市的北京，人口流动的数量庞大，客观社会服务管理的难度更大，面临的形象危机风险项也更为繁杂，风险程度也相应提升。
第三，社会治理改革成效欠佳，亟待精细化、人性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