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小说作家易宗夔(1874—1925)著《新世说》，其中记有多则曾国藩轶事。有一次，曾国藩与幕僚开玩笑：“拼着老命艰苦创业，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，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。应当在德行、文学、言语、政事四科之外，另设一科，叫‘绝无良心科’。”这至少透露了他的一个理念，即要成就大事，先得将良心流放才行。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，最可怕的两“板斧”：一为杀人，二为洗脑。如果说杀人尚属间接行为，洗脑则为直接操作，这方面曾尤称行家里手。法国思想家卢梭有句名言：“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，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。”对于洗脑的诸端好处，曾国藩领会极深。他跟朋友、僚属和家人谈话写信，时时处处均运用这门绝活，拿程朱理学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金刚箍，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，有事无事念上三遍，叫人实在受不了，却又不得不领受他的“盛情”。
孟子说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，曾国藩即犯此病。不过他给人洗脑，别人可明里受洗暗里拒洗，因此倘若作客观评价，曾国藩洗脑的成就实在不高。最典型的例子是，其长子曾纪泽接受严父教诲多年，却一朝尽弃所学，借出使俄国之便，纳洋妇，从洋俗，行洋礼，绝对乖悖了家风，对此曾国藩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，无可奈何。
最滑稽的是，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“教学经验”，到头来却将它们弃若敝屣，一改理学家的惯常面目，示人以阴阳家的普通声气。据朱克敏的《雨窗消夏录》记，曾国藩尝谓吴敏树、郭嵩焘曰：“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。他任捃饰，铭词结语，吾自为之，曰：‘不信书，信运气，公之言，传万世。’”临到生命垂暮，曾国藩传给人的竟是“不信书，信运气”六字，怎不教儿女、友人、部属跌碎眼镜？曾国藩平日讲求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，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，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，至少也是将信将疑，可他这位“导师”内心却根本不相信，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？当然，曾国藩还算良知未泯，生前肯揭破自己的假面。
曾国藩终生相信运气，但他崇信运气的态度前后有些变化。壮年时他说：“吾尝举功业之成败，名誉之优劣，文章之工拙，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，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。然吾辈自信之道，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，较殿最于锱铢，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。”在这段话中，他强调自信心，运气还占不到绝对上风，但这种自信心逐年消磨，终于所剩无几。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喟然慨叹：“成败利钝，实关天命，吾尽吾心而已。”两位晚清的柱石之臣，身处艰危之境，都把天命和运气看得极为重要。
你可能会说，曾国藩玩弄的把戏是黑色幽默，此言差矣，因为中国传统读书人面对不可掌控的运气时，其心理确实相当微妙，他们往往以儒家文化吹响冲锋号——“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”，却以道家文化鸣金收兵——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。临到晚年，血气既衰，斗志瓦解，回望来路，多半会惊得冷汗涔涔，倘若运气再差些，比九死一生更糟糕的结局将是一瞑不复视。正是有见于此，曾国藩才忍不住留下六字真言——“不信书，信运气”，这句话可算是他的精神遗产，尽管滑稽，但并不虚伪。
(王开林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