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好很快就找到了可以消磨永日的东西，书。那时候，苏州的古旧书店，开始逐渐放出“文革”时期的抄家的书籍，放进柜台出售，都是些民国书籍，相当便宜。如太平书局出版的文载道(金性尧)的《风土小记》初版，一元而已；而清末民初的林译小说，都是三五角，比新书还便宜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些。当然也买便宜的新书。慢慢开始个泛读的阶段，空闲时不休不眠地看，甚至还带到上班时偷看，记得被车间主任收缴过一本汪曾祺的《晚饭花集》，至今未还。
读书渐多，自然有了喜好方面的选择。记得看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、路翎的《地主的儿女们》、文载道的《风土小记》都读过三遍以上。有些书是人生的书，指示人生困惑的，如前两者；有些书却是爱好的书，如《风土小记》，我喜欢这样的文字。我还抄写钱钟书的《谈艺录》和其他心仪的书籍。
因为民国书籍便宜，我更多买民国书，养成习惯后，每次到书店，总不肯空手而归，所以从民国书，渐渐开始买民国期刊，甚至学校的同学录、校刊等。由于有着极多的空闲时间，那时候我每本书都看，甚至在没有新的可看时反复阅读。因此之故，我对民国的兴趣浓厚起来。
那年月，不能不说到谢泳先生对我的影响。谢泳先生从纪实文学的研究转向储安平、《观察》和西南联大的研究，我是从报纸上陆续读到的，很合我的口味。于是，我冒昧地写信给他，我们通起信来，互通有无，我把一些民国大学的资料寄送给他，他则送给我他的签名著作，也鼓励我做些研究。谢泳先生只比我大三岁，但他是那样成熟，我还相当幼稚，我甚至写不成一篇文章，对他的文章，我总是认真阅读，也提供他不知道的情况，当然更多是学习他的表达，对他感兴趣的题材，我都着意去搜集，譬如曾买了全套的民国《观察》，还在《观察》影印出版之前。
那时，我理解的民国，是谢泳先生笔下的民国，但渐渐的，我的民国观还是产生了变化，我发现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，动荡不安，民不聊生，战乱不断，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地位相较1949年之后，比较高些。这还是因为清朝的传统的延续，民国很多好的，都是清朝的遗留。就拿知识分子来说吧，清朝举人可以做官，可以不受刑责，可以免于赋税，这就造成民众心理上的高贵，于是到民国，知识分子在民众心目中，斯文一脉，还是高看一眼。教授、学者自然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，当后来知识分子的空间被极度压缩之后，我们看民国，忽然就惊异了，其实追根溯源，不过是清朝士大夫特权的余光而已。
很多时候，我们谈民国、民国热，都不是学术研究，而是作杂文，借古讽今，这个风气，如今有愈演愈烈的情况，我越读民国书籍和报刊，越觉得民国热的可悲，可悲的是每况愈下的知识分子地位，造成一种怀恋，美化了当年。说实在的，人性是不变的，民国知识分子的毛病，我们这个时代也有，民国知识分子的优点，我们这个时代也有，只是当年比较容易受关注，如今湮没在人海之中，不被觉察。
职此之故，我想写民国掌故，尽量不加伪饰地写民国的人和事，希望大家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和事，甚至猥琐可笑，并非很多人笔下的那么伟大崇高。在我的笔下，我尽量少作赞誉，做到主观的客观。
对话黄恽
从小报细节打量民国
深圳晚报记者崔华林
热衷民国小报上的小道消息
深圳晚报：很多人研究民国，从书刊、电影、服饰入手，除了民国期刊，您怎么想到读民国的报纸？都有哪些报纸？
黄恽：上面的资料都为我用，并不是专门读民国报纸。当年，报纸都放在市图书馆，借阅不便，抄录也困难，我总抽空到图书馆看旧报纸，慢慢就养成读民国报纸的习惯，后来获得了民国时期苏州报纸的微缩，更方便每天读了。
民国报纸，最突出的是有小报。这些小报，如上海的《晶报》、苏州的《大光明》、《吴县晶报》等，不登国内国际新闻，只刊登市民喜闻乐见的小道消息。民国小报揭人隐私处甚多，现在看来简直会惹来打不尽的名誉官司，但过去则不然，除非误载更正，很多时候，只要事出有因，确实不误，人们不敢置辩。这类小报的价值，在过去是维持风化，使一切丑事曝露在阳光之下；现在则另有意义，即为当年的民间社会、市民生活保留了鲜活的资料。
深圳晚报：您关注民国很多事情，似乎都很细节，如拖欠稿费，为什么对这类新闻这么关注？读报期间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则新闻？
黄恽：对，我关注细节，人物只有细节才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，这是人物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异之处，即使是稿费。
民国旧报纸上使人惊讶的东西很多。因为过去我们不许谈民国，一谈就是想变天，所以即使老人也避免谈民国和他们的过去。我的爷爷曾做过很短时间的横泾镇长，但这个经历后来是他的罪，唯恐避之唯恐不及。他还是一个经营成功的商人，但一切后来都得到了相反的评价，他一生的价值，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负面的，这是最大的悲剧。我看民国报纸，不仅仅是对别人的发现，也是对爷爷这些人的人生价值重新发现。
沦陷时期的苏州藏书家
深圳晚报：您是藏书家，在新书里《秋水马蹄》的开头也介绍了苏州的藏书家，为什么是挑了沦陷时期这个节点？
黄恽：藏书家是偶然成就的，买书近三十年自然成藏书家了。《秋水马蹄》的开头介绍沦陷时期苏州的藏书家情况，是有意为之。因为苏州的藏书家太多了，也被人多次介绍，我不愿重复，加上读报时注意到沦陷时期的苏州藏书家，由于外族入侵，他们或逃走、或被盗、或分散甚至死亡，书都流失了，当年报纸上有一点这方面的消息，就搜集起来介绍给大家。
深圳晚报：《秋水马蹄》的内容里是否有包含实地考察的部分？比如写钱钟书，会有钱钟书故居的描述？
黄恽：实地考察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，苏州随处都有古迹，走到哪里，往往就会想到过去这里是什么地方，发生过什么事，这是很有趣味的。譬如写杨绛的姑母杨荫榆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，我就多次踏访，它前后有三个地点，后两个地点还在，完全可以去看看，问问老人。钱钟书的故居在无锡，苏州的不知道，他在桃坞中学读书，并不出名，所以还是杨绛在苏州的痕迹多，家、读的学校，大学，都有，振华女中的校刊也有她的文章。我还去绣谷公墓找过老圃夫妇(杨绛父母)的坟墓，自然没有了。
